想象一下，在地球上某个遥远的角落，科学家发现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他们刮掉上面的泥土，通过显微镜凝视这个神秘物件，检查计算机打印输出的结果，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科学家明白对此没有其它合理的解释。眼前看到的，磁场所体现的，打印结果所显示的，是无可否认的惊人事实：他们发现了神迹的确凿证据，直截了当地说，是上帝存在的证据。这听起来像一部电影或《X档案》的某一集，但我所描述的这个想象中的场景并不是电影或电视剧本。它所反映的，是一些自称科学家的人经常宣称的事实。
你或许听说过1925年发生在田纳西州的所谓“斯各普斯猴子审判”。案子的核心是高中教师约翰•T•斯各普斯(John T. Scopes)在公立学校课堂上讲授达尔文进化论，因而违反了田纳西州的法律——这条法律直到1967年才被废除。这一著名案件引起国际社会注意，名律师克伦斯•达娄(Clarence Darrow)为斯各普斯辩护，三度竞选总统失败的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站在起诉一方。在这个网站上可以找到此案记录的摘要，还有许多相关的有趣内容：
尽管斯各普斯被定罪并处以罚款（但从未被强制要求支付），大多数人认为，田纳西州从此案中所得的丑名与嘲弄，导致的结果是科学与进化论教学的胜利。然而就像科学家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指出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案子进行期间和结束之后，人们的情绪都很激动。多数出版商采取了在高中课本中忽略进化论的策略，为的是避免书的销路被争论所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学生并未接触到进论论这条生物科学最重要的基本原则。
这一进展也反过来使原教旨基督徒团体开始新的努力。他们认为进化论与其宗教信仰直接抵触，想要至少改变进化论被讲授的方式。者很清楚，根据宪法，宗教是不可以通过公共教育传播的。他们便尝试别的途径，发明了一种新的、表面上与宗教无关的观点：科学创造论。这一理论认为，有充足的科学证据表明，宇宙是最近（通常不超过1万年前）由某种智慧力量自发创造出来的，这种力量还在最近瞬时创造出了人类；这些被创造出来的东西，至少有一部分被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所毁灭。
科学创造论者的看法与犹太－基督教圣经旧约中创世纪一章所述的故事相似得可疑，但他们声称这些观点并非建筑于信仰之上。他们对宇宙、地球、生命与人性的起源提出了“另一种”假说，仅凭此便自封为科学家。科学创造论者成立了研究机构（比如创造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reation Research），出版书籍，成立学校，与进化论者争辩。最终，他们还尝试在州的级别上采取法律手段——不是要把进化论赶出课堂，而是要实施他们称为“双模式方法”的教学。即在公立学校里给予创造论版的生物学、地质学、天文学和人类学以同等授课时间，也就是说，有十分钟给达尔文，就得有十分钟给创造论者。
创造论者就同等时间授课权请求立法、执行、打官司，最终都失败了。法庭认为创造论并非另一种科学模型，而是一种宗教理念的再表述。阿肯色和路易斯安那等州的立法机构制订法令要求在公立学校讲授创造论，被法院认为违宪。有关路易斯安那州这一法令的官司于1987年打到最高法院，9名法官中的7名认定，创造论仅仅是对一种特定宗教理念——犹太－基督教圣经旧约所阐述的理念——的再表述。因此，不能允许在公立学校的科学课堂上讲授它。
1987年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未结束创造论者把法庭所认为的这种宗教教义注入公立学校课堂的努力。例如，1995年阿拉巴马州立法机关规定必须在中学生物课本中加插页，说明进化论尚未被证实。说明开头是这样的：“本教材讨论进化论，这是一种有争议的理论，一些科学家认为它是对生命特别是动植物和人类起源的科学解释。生命最初出现在地球上时，没有人在场，因此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都应被认为是一种理论，而非事实。”请注意这里对“理论”一词的误用，暗示科学家对进化论的正确性并无把握。所谓“生命最初出现在地球上时，没有人在场”因此我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说法，也是一派胡言，完全没把支撑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均变原则放在眼里。
1996年，在一场票数相当接近的投票（20对13）中，田纳西州参议院否决了一项已由州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该法案规定任何将进化论作为事实来讲授的公立学校教师必须被解职。也是在1996年，俄亥俄州立法机构在经过辩论后否决了一个法案，该法案要求公立学校教师讲述反对进化论的证据。尽管此类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一种争论的气氛使得一些学校教师——据他们透露——他们干脆不在生物课上讨论进化论。
一些创造论者采取了更慢、更安静、自下而上的方式，谋求地区学校委员会里的职务，在某些情况下支持一种越来越流行的“回归基础”的学术思想，同时隐藏或至少是弱化他们将宗教观点加入公立学校课程的行动。在这么一个例子中，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为高中科学课程制订的标准被改变了。上述标准长期以来要求在生命科学课中讲授进化论，把理解进化论作为所有学生在这些课程中所需知的7个知识“基准”之一。1999年8月，这些基准被减为6个。委员会投票决定将进化论基准从生命科学标准中删去。大多数反进化论的委员会成员现在都被投票踢出办公室，因此我们可以期待这一决议很快被推翻（译注：2001年2月14日堪萨斯教育委员会以7：3通过让进化论重返课堂，推翻1999年的决议。）
有几本很好的书讲述了创造论的本质以及它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科学教育的危害。美国人类学协会还提供一系列小册子；国家科学院出版一本小书；古生物学家克里斯•麦高文(Chris McGowan)提供了对创造论的精彩驳斥，作家迈克尔•谢默(Micheal Shermer)逐条反驳了创造论的25点主张。这些都是有关创造论的出色材料，我们在此无须对此话题多作讨论。
2000年9月的某些报纸大标题非常有误导性，鼓吹什么“大洪水的新证据”和“发现史前洪水的遗物”。我大胆地猜测一下，大多数读到这些话的人都会立即联想到圣经里讲的大洪水。从这些大字标题来看，似乎是考古学家发现了与本章开头讲过的证据：旧约所述的上帝本人毁灭地球。
这些大字标题的作者们兴奋过度，偏离了事实。这里讨论的证据并非支持一场全球大洪水，而是一场地区性洪水，它可能影响的地区目前在黑海底部。造成这场洪水的并非全能的上帝，而是冰川融化。科学家提出，在更新世（冰河时代）末期欧洲的冰川融化时，融成的水流入地中海使之泛滥，可能灾难性地淹没了从前的一个淡水湖——现在的咸水湖黑海。这的确是非常惊人、非常有破坏力，但跟圣经故事里的全球灾难并无关系。
但真正的诺亚“大洪水”呢？是否有任何证据表明圣经所讲的这个故事真的发生过？有些人说有考古证据发现了古船，少数人和动物在船上度过了圣经大洪水。这是真的吗？如果有一个诺亚方舟，圣经的大洪水故事可能就是一场环境灾难。是否有证据支持许多创造论者所说的，在6000年前确实有一场世界大洪水毁灭了行星上所有的人类和动物，只剩下方舟上的那些？
圣经大洪水的故事最早于公元前500至450年被付诸文字，类似的故事在中东至少从公元1800年起就开始流传。在许多版本中，都有一个恼怒的、复仇心重的上帝决定用洪水毁灭掉他所创造的东西。世上唯一的义人（其名称不一：Ziusudra、Atrahasis、Utnapishtim或诺亚）接到了洪水迫近的警告以及特定的指令，让他造一条分隔成一间一间的船，外面涂上松脂，装上植物和动物。甚至雨停之后先放出一只乌鸦、再放出一只鸽子去寻找干燥土地的情节，也可以在某些古老的传说中找到。这清楚地表明，圣经大洪水的故事并非纯正的历史，而是古希伯来人从中东地区其他民族那里借来并加以改造的。
知道了这一点，通过本书其它地方用来分析有关过去的非宗教主张的演绎法，我们可以问如下问题：1）圣经中所说的方舟是否线）人类是否曾参与营救每一种动物的代表？3）是否有任何地质证据表明发生过世界大洪水？4）是否有关于大洪水的考古证据？以及最后5）方舟本身是否仍在它于洪水结束后登陆的地方？我们来逐一考察这些问题。
罗伯特•A•莫尔（Robert A. Moore）曾针对大洪水故事逐点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说方舟不可能造出来过。根据圣经的记载，方舟长300腕尺，宽50腕尺。记得在第三章里，我们把圣经中的巨人歌利亚与加迪夫的巨人考古骗局作对比时，有1腕尺相当于20英寸。根据这种度量，完全由几个人通过手工工具造起来的诺亚方舟，有500英尺长、80英尺宽！这是一条巨大的船。这种尺寸的家伙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在美国海军中普及起来，而海军的那些船是由大量熟练工人造成，而不是诺亚一家那几个没受过训练的人。造一条这么大的、适宜航行的船，所需的技术在19世纪末期才出现。5000年前——据说方舟被造出来的时候——的船是什么样子，我们清楚得很。最近，埃及学家发现了最古老的经加工的船只——也就是说，不是那种在一根木头上挖条沟的东西（）。据鉴定它产生于公元前3100至2890年间，为75英尺长，7英寸宽，这尺寸已经相当可观，但仍只是方舟的百分之一多一点儿。没有考古学或历史证据表明这期间有任何超过这条埃及船的东西被造出来过。
诺亚和他的家人（妻子 ，三个儿子和儿媳）没可能把所有的动物都收集起来装上方舟——有些动物远在12000英里外，住在诺亚根本不知道的大陆上。这还不算，有些提供方舟上动物的陆地与诺亚所在的地方相隔着辽阔的海洋。美洲驼和羊驼（产于南美）还有袋鼠和树袋熊（产于澳大利亚）当初是怎么跑到方舟上去的？
我们可以估计，如果方舟容纳了洪水之前世上每一种动物的代表——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这意味着25000种鸟儿，15000种哺乳动物，6000种爬行动物，2500种两栖动物，还有超过1百万种昆虫，每一样“不洁净的畜类”都乘以2，“洁净的畜类”乘以7（译注：应该是乘以14，按圣经原文是“7公7母”），它们被带上船，照顾了差不多一年。方舟上的那么几个人没有可能给这么一大群动物喂食、喂水、照顾它们——想想看，还要把所有的粪便都扫出去！
除此之外，即使考虑到方舟的巨大体积，每一只脊椎动物及其食物所能拥有的空间也不到1立方米（一个略超过3×3×3立方英尺的小房间）。要记住，正如我们在下一节中要讨论的，许多创造论者相信诺亚的时代存在恐龙，它们也在被方舟拯救之列。很显然，一头30吨重、40英尺高、100英尺长的超龙在它的房间里住着，那可不只是有一点挤。
最后，尽管物种灭绝从技术上发生于该物种的最后一头动物死亡之时，但在动物数量降到某一极限之下时，灭绝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例如，自然栖息地里的1000头熊猫就可能太少了，不足以防止这个物种在野外彻底消失。如果大洪水的故事是真的，我们必须相信，熊猫和所有其它今天见到的物种都成功地在数量降到2头或7头（译注：应该是14头，而不是7头）之后生存下来了。在这样少的种群数量上，遗传多样性是如此之小，大多数物种最终都会消失。
很显然，如果在这么近的历史中发生这样的灾难，必定会留下清楚的证据。事实上，世界范围的地质证据都不支持一场大洪水的说法。地球表面大多数特征都是逐渐的、均匀的侵蚀过程在极长时间里造成的结果，而不是短暂的巨大灾难（尽管偶发的灾难如陨星撞击的确会发生并可能造成重大影响，譬如一颗大陨星的撞击可能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的原因）。
创造论者认识到这个事实与其观点的强烈矛盾，便猜想生物地层并非代表一个古老的纪年序列，而是代表着大洪水中浮力不同的动物。也就是说，爬行动物所处地层在哺乳动物之下，是因为它们不容易浮起来。这种说法不仅不合理，而且不是创造论者原创的，只是他们对约翰•伍德沃德（John Woodward, 1695）在《关于地球自然历史的论述》中的解释的再利用。当然，我们可以原谅伍德沃德，他毕竟是在300年前提出这个观点的呀。
如果5000~6000年前发生了一场世界大洪水，淹死了所有的人——除了方舟上的8个之外，那么应该存在充足的考古证据。人类历史将出现完全的中断，我们应当可以从洪水前人类居住点被毁的遗物中看到这场大灾难造成的破坏。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看到人类文化演变中明显的断层。灾难之前所有技术、艺术、建筑和科学的进展都会被毁掉。考古记录反映的人类文化演变，将从大洪水之后重新开始。
对洪水说的狂热者来说真是不幸，使全世界人口只剩8个的毁灭并未对古代文明造成看得见的影响，没有留下任何考古记录。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美洲印第安土著的文明发展，并没有出现断层。要么是所有这些地区的文化轨迹都根本没有因为人口全部被灭而受到影响，要么就是根本没有大洪水。使用奥卡姆剃刀，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根据考古记录来看，并没有发生过圣经里说的那种大洪水。
在土耳其某座山的山坡上是否发现了一条大船的考古遗物？是否存在诺亚方舟的遗物？有许多年，不同的研究小组与大量原教旨组织在亚拉腊山（译注：Mount Ararat，圣经中所说的洪水过后方舟的停泊之地）寻找方舟的残骸，有一个小组的成员还包括前宇航员詹姆斯•欧文（James Irwin）。迄今他们全都没有成功。
当地的库尔德部落居民声称在17000英尺高的山顶登上过完好无损的方舟，他们接受了访问。一些故事被收集起来，成为俄罗斯1916年发现方舟的说法的基础。传说统治苏联时，所有方舟的照片都被销毁，到过方舟的目击者被处决。还有人说美国人在1960年发现了方舟：由Smithonian研究所和国家地理学会联合组成的一支秘密探险队发现了方舟，但他们“为了保护达尔文理论的统治地位”而隐藏消息。一个很明显而自然的问题是——那么他们一开始干嘛要去找方舟哇？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这么缺乏可靠的证据，在多年毫无成果的搜寻之后，人们对方舟的兴趣会减弱。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因为寻找方舟的工作与客观、科学地验证一个假说扯不上关系，完全只是要支撑一个宗教理念。正如一位搜寻者所说：“我的动机只是要向世界显示，圣经是上帝的言语，圣经里的故事是真实，而非虚构。”
这部片子是一堆未经证实的故事与对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历史记录之误解的大杂烩。节目充满了对所谓“诺亚方舟目击者”们的访谈。一个特别有说服力（在戏剧效果上）的“目击者”称为乔治•扎马尔(George Jammal)，声称他在1984上爬过亚拉腊山顶上冰川的一个洞，掉到了方舟里。他和他的同伴“弗拉基米尔”拍下了巨船中那些木制的动物栏，扎马尔用他的冰镐凿下了这条圣经中的船的一小块。
然而扎马尔先生的见证有一个重大问题——它完全是假的。这一切开始于1985年，仅仅是在对宗教反感的驱使下，扎马尔与加利福尼亚的创造研究所联系，向他们讲了这个发现方舟的故事。随便检查一下这封信，就会使任何读者产生至少一点它可能是伪造的怀疑：念念看扎马尔先生所说的帮助他进行搜寻的那些人的名字：Mr Asholian, Vladimir Sobitchsky, Allis Buls Hitian，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译注：这些名字是用一堆粗俗俚语造出来的，各位自己研究吧，在此就不解释了）。
在准备他们的方舟节目时，太阳国际公司的代表与创造研究所联系，得到了扎马尔的名字。令人费解的是，创造研究所对扎马尔的荒谬故事印象深刻，尽管他并未提供丝毫证据。圣经学者杰拉尔德•拉路(Gerald Larue)是扎马尔的朋友，与他过从甚密，因而透露了这个伪造方舟故事的真相。巧的是拉路也在此前的一个节目中接受太阳国际公司的采访。他对自己在节目中所受的待遇感到恼怒，便在太阳公司联系扎马尔时怂恿他继续这个方舟骗局。
制片人们应当确认一下扎马尔的故事。简单地检查一下他的护照就会发现他从没去过土耳其，这就足够表明事情全是假的。扎马尔和拉路故意把这些东西弄得很简单，任何人只需要闻一闻那块木头就可知道真相。毕竟，为什么方舟上的一块木头闻起来这么像东方风味的卤汁啊？这就是了。如果《诺亚方舟难以置信的发现》的制作者们被这么明显、故意搞得这么容易被发现的骗局骗到了，也不用在别的事情上相信他们了。
面临这种状况，CBS虚弱地回答说：“这是一部娱乐片，不是纪录片。”请注意，这个理由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低俗小报《太阳报》每期都会登的否认声明是多么像啊（译注：作者在此书第二章中谈到媒体的可信度时，曾提到英国《太阳报》每期都会登一个声明，大意是太阳报的文章旨在娱乐大众，因而离奇古怪、异乎寻常，读者无须当真）。CBS喜欢把一些“科学”节目弄到这地步，真是让人悲哀。
恐龙横行于世上的时代已经过去6500多万年了。一些原教旨基督徒不承认恐龙灭绝时间的这种说法，在他们看来，宇宙、地球和人类都只有6000年历史。1650年，爱尔兰大主教James Ussher确定，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宇宙的。一些者迄今仍相信这一说法，声称在诺亚大洪水之前，人类曾与恐龙同行于大地上。
这种惊人的场面与某些可怕的好莱坞电影和卡通片《摩登原始人》(The Flintstones)相合，但与生物学、动物学、古生物学、地理学和古人类学积累的知识相抵触。基于看来无可争议的地层、化石、遗迹和放射性测年法证据，上述学科领域清楚地认为，第一种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出现之前6000万年，最后的恐龙已经灭亡了。
此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份杂志发表文章称，Paluxy河床有真正的人类脚印与恐龙脚印存在于相同地层，有的还与恐龙脚印交迭。一份主要的创造论出版物也提出类似说法，用以证明圣经大洪水故事的正确性。20世纪60、70和80年代，属于不同派别、持不同观点的创造论者在此领域进行了“研究”，寻找古代道路之类表明恐龙与人类曾在不远的过去某个时候——至少是在德克萨斯州——共同生存的证据。
John Morris在他的书《寻找不可思议的恐龙，以及了解它们的人》中，从创造论的角度将有关脚印数据进行了总结。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Paluxy河床至少有截然不同的三类东西：1）无可争议的恐龙脚印；2）无可争议的雕刻出来的假的人类脚印；3）很长（有的超过50厘米，即20英尺）很细、模糊的化石印迹。
对前两类就不用说什么了。体质人类学家Laurie Godfrey（译注：体质人类学(physicalanthropology)，又称为生物人类学(biological 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人类群体的体质在不同进化阶段的特征，人类体质类型的形成和分布，人类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的适应和变异，以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的一门学科。）清楚地指出，在大萧条时期，至少有一户当地居民雕刻并出售假的“人类脚印”。现存的此类假货在解剖学或足迹形成方式（化石足迹学）上与人类的脚并无关系。
Godfrey清楚地表明，这些长长的化石印迹是混杂了许多侵蚀及风化特征的两足恐龙脚印。大多数印迹都很模糊，连创造论者们自己都对同一印迹的长度、宽度甚至是左右方向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所有这些所谓的人类脚印没有一个具备人脚的解剖学特征，也没有一个拥有人类运动的生物力学证据。正如Godfrey指出的，人类行走的方式很特别，这会在脚印上留下独有的特征。我们走路的时候，脚以转动的状态与地面接触——脚后跟先着地，然后依次是脚的外缘、前脚掌，最后是大脚趾。Godfrey的分析表明，Paluxy的“人类脚印”并未表现出一丁点儿这种人类运动特征。
大多数创造论者近来改变了看法，至少是改变了对1989年前发现的脚印的看法。Kuban发现，从前被创造论者当作人类脚印的印迹，暴露于地面受风化作用后，显露出了三足恐龙的爪印。尽管创造论者还希望早先发现、目前已经毁去的一些印迹可能是真正的人类脚印，或者将来会发现真正的人类脚印，但他们大多接受了进化论者一直认来的说法：Paluxy河床上并没有人与恐龙共存的证据。
当然，并非所有创造论者都是原教旨基督徒，例如许多极端正统派的犹太人也进化论，严肃地把犹太历5761年（大概相当于公元2001年）当作是宇宙的年龄——也就是说，5761岁。这与Ussher大主教定下的宇宙年龄十分接近，并非巧合。
在另一种时间尺度与此完全不同的创造论中，虔诚的印度教徒认为，人类历史数以百万甚至十亿年计，并且一直是现在这样，并无进化历程。与许多基督教创造论者一样，一些印度教创造论者也认为，有古生物学和考古学证据支持此种信仰。有两本书阐述了这种反进化论观点，分别由与Bhaktivedanta研究所的克里希纳派(Hare Krishnas)教徒有关的人士所著。两位作者Cremo和Thompson使用诸如“被禁止的考古学”、“被隐去的历史”之类的话当作书的标题，在关于科学界保持沉默的阴谋论中表现他们的信仰。在一出称为“人类的神秘起源”的特别电视节目中，原教旨基督徒和印度教克里希纳派教徒组成了一拨再古怪不过的搭挡，一同指责进化论，丝毫没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的观点分歧不见得比任一方同进化论的分歧来得小。
这种由不同创世神话的现代追随者组成的倒霉的同盟，忽略了神话与科学的根本区别。根据定义，创世神话并非经检验、修正、再检验以与事实相符的假说。同样重要地，这类神话生来并非要被当作正史。神话的目的不是客观、科学地描述事实，而是教导人们如何合乎道德地生活。关于这一点，一位出色的现代思想家说得极好：
说这话的可不是一名科学家、无神论者或现世人文主义者（译注：一种提倡人的价值而非神的价值的哲学），而是一个将一生献给神、圣经和教堂的人。若你知道这些话出自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笔下，恐怕会很惊讶吧。如果那些用宗教来反对科学的人能认识到这一点——同样地，如果科学家也专心于研究宇宙和生命是怎样演化来的而非追究为什么，就可以消除许多问题。如果不这样，科学和宗教都会受到损害。
我在第二章讨论科学认识论时曾指出，科学的运作过程不能使用排除法。我们不能提出一堆假说，把能去掉的都去掉，然后接受剩下的那一个。而这种方法正是与都灵的裹尸布相关的许多伪科学的核心。
1978年有5天的时间里，参与都灵裹尸布研究计划的人使用72箱高科技设备，仔细检查了这块裹尸布。然而，科学研究的质量不能以所用设备的重量来衡量。都灵裹尸布研究计划根本上是一次失败的科研。根据某些报告，许多与事者甚至在计划开始之前已经拿定主意认为，意大利教灵教堂里保存的这块裹尸布是某种超自然现象的产物。
此外，他们所用的方法并不符合科学方法论。他们考虑了几种对裹尸布上影像的平凡解释（油画，水彩，尸体上所涂油的沾染），使用那些高科技设备检验这些假设，发现没有一种能令人满意。于是他们得出结论说，裹尸布上的影像是某种神秘的射线烧灼出的痕迹。Muller指出，尽管该计划并未正式论断说这影像是一个神迹，尸体释放出“神秘的射线”，差不多当然是神迹。
图：都灵裹尸布的正面影像（上）和背面影像（下）。有人说这块裹尸布是耶稣基督下葬时用的那一块，并说布上的影像是耶稣复活时的神迹所致。然而，历史记录、显微分析以及最近进行的碳放射性测年都表明，它是一位14世纪艺术家的作品。。
并非所有的人都相信都灵裹尸布研究计划的官方结论或Stevenson、Harbermas等人更加宗教化的说法。世界知名的显微镜学家Walter McCrone是原始研究队伍中的一员（后来退出），他和助手检查了裹尸布上的8000多根纤维，并用32份粘胶带样本（使透明胶带与裹尸布直接接触，揭起后从上面采集样本）收集数据。McCrone和他的研究小组使用了包括高倍率（400倍~2500倍）显微在内的多种技术，检查裹尸布上的影像与所谓血迹的物理结构，并用X射线衍射、偏振光显微、电子微探针分析等方法研究其化学成分。
McCrone发现，裹尸布上的影像和所谓血迹远不是什么神秘难解的印迹，其中有两种不同的中世纪艺术染料。影像本身里有赭石，古画里常见的一种颜料。“血迹”里则是合成的硫化汞，一种作画用的朱红颜料，其特征与欧洲从公元800年起开始制造的同类颜料一致。McCrone说，用一系列标准的法医血迹标准测试去检验裹尸布上所谓的血迹，所得结果都是阴性。
Joe Nickell对这块裹尸布提出了一种看上去颇为有理的艺术解释：将粉状染料涂在人形浮雕上。这个主意似乎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为什么裹尸布上影像的负片比正片更加逼真，原来只是图像制作技术的原因，就像雕刻拓片一样。尽管欧洲艺术家使用这一方法已有700年，尽管Nickell制作的裹尸布人脸副本与原件非常相像，那些相信这块裹尸布是真正神迹的人还是拒绝他的解释。
法医学家Randall Bresee和Emily Craig也进行了一次复制裹尸布影像的尝试。他们使用一种与医学插图画家所用的“碳粉成像”(carbon-dust imaging)类似的技术，绘出一张非常像裹尸布上影像的图。Nickell的复制品在微观方面受到批评，因为他的染料进入纤维的深度远超过裹尸布；而Bresee和Craig的作品在宏观和微观上都与裹尸布上的影像极为相似。
Water McCrone复制裹尸布影像的方法最为简单。他请艺术家Walter Sanford用非常稀薄的氧化铁蛋彩颜料，照着裹尸布上的影像在亚麻布上作画。这种颜料的配方是McCrone在分析裹尸布颜料残余物后得出的。Sanford和McCrone的复制品在“负像”、染料渗入亚麻的程度不高、3维特征等方面与都灵裹尸布几乎完全相同，两块布肉眼看上去简直没有区别。此外，McCrone还证明，他的作品与都灵裹尸布在显微比较（在400倍至1500倍之间）时也十分相像。
必须承认，如果裹尸布上的影像是神迹，它当然不能用科学来解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用科学推理来研究一下裹尸布的历史背景。也就是说，如果这块布是耶稣随葬的裹尸布，如果上面的影像是耶稣复活时某种不可解的神圣能量的结果，我们应当可以发现：
故事从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开始。不管人们对耶稣的神圣性有何看法，有几件是无可置疑的：基督是犹太人，2000年前一些被称为弥赛亚的人之一。在侵占以色列的罗马人看来，基督是许多制造宗教和政治麻烦的家伙中的一个。罗马人对那些直接或间接威胁其统治的人十分严厉。钉十字架——在公开场合把罪犯钉或绑在木制的十字架上——是一种既从肉体上消灭罪犯又警告大众冒犯罗马统治会有何下场的作法。
从从类学的角度来看，对犹太葬仪的分析表明，基督死后下葬时的确应有一块裹尸布。不过这裹尸布应当是什么样呢？旧约对裹尸布的描述表明，包裹遗体的不应当仅是一块布（就像中世纪欧洲葬仪里的“卷布”），而是一些亚麻布条，其中头部以单独的一块布条或头巾覆盖。约翰福音记载，耶稣的遗体以亚麻布包裹，有单独的头巾。
裹尸布上的影像在不同的地方沾有“血迹”。为裹尸布辩护的人将这些血迹与新约记载的基督身上的伤口进行比较，以之作为裹尸布真实性的证据。但这件证据里有一点非常滑稽：如果裹尸布上的影像真是耶稣通过某种超自然力产生的，就意味着耶稣的身体未曾经过清洁仪式，这对一个犹太人的遗体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对遗体进行清洁仪式，对犹太人来说是绝对必须的，即使是所有工作都须停止的安息日（耶稣死于星期五的日落时分，即犹太人的安息日开始之时）也不例外。如果这些痕迹是耶稣的血，便与耶稣的身体被包在裹尸布里的说法相矛盾，因为他在被以尸布包裹准备下葬之前，身体应当经过了清洁仪式。
关于基督脸部（而非全身）神奇影像的记载相当多，最有名的可能当数“伊德撒之像”(Image of Edessa)，时间为公元4世纪。据说耶稣用毛巾擦脸，毛巾上便神奇地出现了他的脸像，这块布能够治病。但这个故事只说一小块布上神奇地出现了基督的脸像。伊德撒之像称为mandelion，意即“方巾”，这对一块14英尺长的卷布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称呼。关于伊德撒之像的描述与都灵裹尸布并无相像之处。
有关现在这块裹尸布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1353年，在耶稣去世与1353年间，没有任何关于这块裹尸布的历史记载，也没有它曾经存在的证据。若说一块有着基督的神奇影像的裹尸布存在了1300多年却没人注意到，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使用奥卡姆剃刀，更合理的解释应是这块有着基督影像的裹尸布在14世纪才出现。
这块裹尸布在1353年之后的历史便清楚多了，科学作家Joe Nickell的一本好书《调查都灵裹尸布》有讲到。显然，1353年人们造了一所名为Our Lady of Lirey的教堂来存放这块裹尸布，几年后首次展出。宣传中称它是“真实的基督的裹尸布”，前来参观的朝圣者需要付钱。还铸造（并出售）了纪念裹尸布首次展出的徽章，现存的徽章上铸有裹尸布上的影像。
罗马教廷对这块裹尸布持强烈怀疑态度。鉴于福音书里并未提到这么一块裹尸布，大主教Henri de Poitiers对裹尸布展开调查，于1359年向教皇提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报告毫不客气地作出结论说，这块裹尸布是伪造出来给Lirey地方的教堂赚钱用的。甚至有人收受钱财后假装患病或衰弱，然后装作在看到这块裹尸布后被“神奇地”治愈。报告还进一步提到了作假者的自供：“绘制这块裹尸布的艺术家承认，这是人工作品，并非神力造成或赐予。”
教廷同意由3个碳放射性测年实验室来为这块裹尸布测定年龄。人们从裹尸布上切下邮票大小的一块，这就是所有3个实验室所需要的一切。他们使用的加速器质谱技术是一种非常精确的碳放射性测年技术，只需要很少的样本就可以进行。一位纺织专家在现场保证实验所用样本是从原来的裹尸布上切下的，并无任何后来添加的、为补上1532年的一场火灾烧出的洞而打的补丁。整个实验过程被录像，保证从裹尸布到实验室的各方面的可靠性。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确信，实验所用的材料来自于裹尸布原件，并未被心怀不轨者替换。所有3个实验室还都收到3份需要测年的对照样本，每一份都来自一块已知年龄的纺织品。这是为了确定每个实验室对已知年龄的样本进行测年的精确度，作为测量未知年龄的纺织品的参照。
这个年龄有多可靠？它无疑是十分可靠的。这些实验室对已知年龄的样本的测定结果相当准确，没理由认为它们在测定裹尸布年龄时会两样。有人说裹尸布样本被污染了，但上述实验室所用的那种碳放射测年技术之父、物理学家Harry Gove确信，如果一块有2000年历史的布会因为污染而被测年技术定为14世纪的产品，那么它上面至少得有1/3纯粹的污染物，只有2/3是布料——这种情形实在没什么可能，只要肉眼看一下就可以分辨出来。在这次测定之前，都灵裹尸布是中世纪产物的说法就差不多确然无疑，测定之后更是彻底尘埃落定了。
在这一事例中，只有碳放射性测年能提供年代数据，这一年代表明它源自13至14世纪，而非2000年前。
那些希望相信都灵裹尸布之神奇的人，在接受碳放射性测年结果后，仍然坚持相信其神奇。作家John Frodsham认为，尽管裹尸布不可能是耶稣下葬时所用的布，但它仍可能是一件14世纪的神迹，上面的影像是神赐的奇迹，“也许是在那个因神秘而著称、黑死病正横行欧洲的年代，为了回应狂热的祈祷者”而显现。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虽然成千上万地死去的欧洲农民可能会更欢迎某种更功利的神迹，譬如消灭黑死病（鼠疫），而不是在一块亚麻布上显出一个影像。
